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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发布日期:2016/4/5 10:24:36    浏览:


武淑平律师、王军峰律师   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情简介】

起诉书指控:2011年3月31日,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由被告人吴某某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后先后代理天一金行及亚汇中国的黄金、白银的现货交易。2012年2月至2013年8月,该公司为缓解资金压力,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制定了数款还本付息的理财产品,以委托理财的形式变相吸收被害人陈某某等22人的资金共计624.2万元,案发前退赔人民币231.3933,尚有392.8067万元未退还。

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四年,一审判决后吴某某未上诉。


辩护词节选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吴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吴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仔细查阅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今天的全部庭审,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对本案的定性没有异议,现就本案有关问题发表如下罪轻辩护意见,供法庭在合议时予以参考:

    一、本案就吴某某犯罪事实而言,应当属于单位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吴某某于2011年3月31日注册成立了山西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进行了一定时间的正常经营以后才对外吸收公众存款。可见,其注册公司的起因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而非为犯罪而注册公司。之所以走上对外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道路,是由于刚开始公司的营利导致被告人吴某某思想膨胀,公司扩张,国家政策的变化,公司操盘手对市场行情走势把握的不准确,这些因素致使公司资金非常紧张,为了使公司继续经营下去,被告人才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因此该行为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

    二、本案非法集资数额与还款数额与起诉书指控的部分有误。

    1、关于王某某这个客户,证明属于非法集资证据的只有王某某的询问笔录和樊某某的询问笔录,这两份询问笔录证明了王某某曾通过樊某某购买20万元理财产品。但由于此行为被银行领导得知,不到一周时间,所签客户协议解除,某某公司将20万元退还给了王某某。某某公司吸收资金是为了使用,而这笔资金只在公司账户上存放了几天就退给了王某某,双方所签订的客户协议尚未实际履行就终止,因此这笔资金不能计算在非法集资数额里。

    2、认定向芮某某、候某某、王某、龙某非法集资80万元,证据不足。

  认定向此四人非法集资80万元,只有王某某的询问笔录,没有其它任何证据进行佐证,辩护人认为证据不足,此80万元不应该计算在非法集资总额中。

    3、向王某某非法集资金额应为488000元,欠款金额部分应扣除已支付的利息。

  王某某询问笔录(见侦查卷二卷128页至130页)证实,第三次2013年5月29日购买15万元理财产品时,只支付了138000元。因此,向王某某非法集资的数额应为488000元。从该份笔录中可以证实,截止到2013年五月份,王某某购买15万元理财产品前,某某公司一直支付利息。并且某某公司员工陈某直接送到中北大学。依据某某公司与王某某所签协议计算利息为:2012年8月6日至2012年11月6日:25万元×14%÷4=8750元。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5月7日:35万元×14%÷2=2450元。总计某某公司支付王某某利息为33250元。

    三、被告人吴某某属于初犯,也是该案件的受害人,其本身主观恶性较小,具备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理。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一种侵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更隐蔽,从微观上看很难发现该行为给社会带来何种实质性的危害,作为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员,被告人吴某某难以将该行为与犯罪联系在一起。

    2、本案各被害人贪图低投入,高回报的心里和行为在本案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被害人秦某,作为一名具有博士文化的某大学的教授,将数额巨大的资金投入理财产品时,不应该向法律专业人士咨询一下吗?不应该委托法律专业人士调查一下吗?年利率17%、27%、38%,如此之高,可信度如何?可操作性到底有没有?作为高学历、高素质、高智商的被害人实在不应该因为贪图高回报而轻易地、随便地将128万元之多的人民币购买某某公司理财产品。

  3、被告人吴某某归案后自始至终能如实供述,认罪态度非常好。

  被告人吴某某归案后,积极主动地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事实,如实地供述自己所犯罪行,并无抵赖与不认罪表现。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4、被告人吴某某当庭自愿认罪、悔罪。

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被告人吴某某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亲笔写下《悔罪书》,并当庭自愿认罪、悔罪。《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使用13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态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轻基准刑的10%以下。”

   5、被告人吴某某不仅无非法获利,还从父亲公司借来三百多万元用于偿还非法集资款以及公司的借款等,实际上也是一名受害者。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过程中,要给员工发工资,要给介绍人返佣金,要给到期客户退还本金……,这一切开销导致某某公司亏损太大,致使被告人吴某某不得不求助自己的父亲,向父亲所在公司借款三百多万元,乃至影响了他父亲公司的经营,实际上被告人吴某某也是非法集资的受害者。

    四、为了减少本案被害人的损失,辩护人请求法庭向刘某等相关人员追缴赃款。

  2014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红利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刘某作为某某公司的股东,明知道2013年7月1日汇入公司账户的80万元是受害人秦某交来的非法集资款,仍然私自将其转入王某某的个人卡上,刘某又从王某某卡上转入其本人银行卡21万元,并将该款占为己有。王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见侦查卷二65—68页)中陈述:80万元转到其个人银行卡后,转给刘某21万元。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王某某中国银行卡2013年4月15日至2013年8月14日流水记录可以证实:2013年7月1日转入其个人卡上80万元,2013年7月1日转走21万元,因此请求法庭向刘某追赃,以减少被害人的损失。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的发生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被告人吴某某法律观念的淡薄,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给被害人以及自己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并当庭自愿认罪、悔罪,况且其自身也是受害者。请求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发生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被告人从轻判处,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其早日回归社会,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偿还各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

                   

  办案心得

本案被告人亲属从侦查阶段开始委托。接受委托后,我们先向公安机关了解案情,公安最初定为集资诈骗罪,涉案金额高达千万元,我们就罪名与公安人员多次沟通、交涉、辩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存在许多重合之处,都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筹集资金,都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同,集资诈骗罪是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意图永久非法占有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资金,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人只是临时占用投资人的资金,行为人承诺而且也意图还本付息。在集资诈骗罪中,行为人也往往承诺归还本金并许以高额利息或者其他名义的回报,但这只是行为人实施诈骗的手段,并不打算真正还本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也往往没有归还投资人的本息,造成投资人损失,但这往往是行为人经营失败造成的,并非行为人的本意。所以,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行为人究竟有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单位实施的犯罪,更是要注意考察单位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单位的经济能力、经营状况,筹集资金的实际用途和去向,最后是否实际归还,如果不能归还,造成不能归还的原因何在,以及案发后有无归还能力,要结合这几个方面综合考察。

    从筹集资金的目的和用途看,如果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生产经营,并且实际上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资金也是用于生产经营,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个人挥霍,或者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或者用于单位或个人拆东墙补西墙,则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同样是用于经营活动,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经营活动的性质,如果向社会公众筹集的资金是用于风险较低、较为稳健的经营,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向社会公众筹集的资金是用于风险很高的经营活动,则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从单位的经济能力和经营状况来看,如果单位有正常业务,经济能力较强,在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时具有偿还能力,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单位本身就是皮包公司,或者已经资不抵债,没有正常稳定的业务,则定集资诈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从造成的后果来看,如果非法筹集的资金在案发前全部或者大部分没有归还,造成投资人重大经济损失,则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非法筹集的资金在案发前全部或者大部分已经归还,则定集资诈骗罪的余地就非常小,一般应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为行为人在案发前归还投资款的行为就可以推定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如果实际没有归还,还要进一步考察没有归还的原因,如果筹集的资金全部或者大部分投入了生产经营,只是因为经营失败而造成不能归还,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不是因为经营失败而造成不能归还,而是因为挥霍等其他原因造成不能归还,则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即使是因为经营失败造成资金不能归还,如果是用于风险非常高的经营活动导致经营失败不能归还,还是存在定集资诈骗罪的余地,如果是用于一般的经营活动导致筹集的资金不能归还,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从案发后的归还能力看,如果案发后行为人具有归还能力,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实际归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资金,则具有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如果案发后行为人没有归还能力,而且全部或者大部分资金没有实际归还,则具有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当然,案发后是否归还影响定性的主要是一些行为本身就介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两者之间的案件。如果根据案发前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已经能够确定行为的性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集资诈骗,则案发后是否归还赃款的因素一般不能影响定性,而只能作为一个量刑因素考虑。

    司法实务中,上述各方面因素均要综合考虑,以决定行为究竟构成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侦查阶段通过辩护人与办案机关多次沟通,最后将罪名确定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集资诈骗罪。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拿到案卷材料,经过认真仔细审阅、分析,发现有多笔款项应该认定为正常民间借贷,不应该计算在犯罪金额内。于是,辩护人又多次与检察人员沟通,该案退回补充侦查两次,最终,在起诉时将犯罪金额确定为624.2万元。

在庭审中,公诉机关建议量刑4--6年,经过辩护人的据理力争,最后除被告人也是受害者这一辩护观点未采纳,其余辩护观点均被合议庭采纳,最终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吴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因此,辩护人认为,面对每一起案件,无论案情复杂还是简单,均应当抱着同样的重视程度,确立正确的辩护思路,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化的合法权益与最适当的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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